年9月19日，上海——CBRE世邦魏理仕发布《亚太科技城市：新硅谷的竞逐》报告显示，北京是亚太地区最可媲美硅谷的城市，而上海、杭州、深圳为亚太地区领先的科技枢纽。成都、南京、武汉和西安等城市亦蓬勃崛起，成为中国“新兴科技城市”。
报告显示，北京和上海在亚太科技城市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三位，并入围“领先型城市”之列，是传统和新兴科技公司建立亚太业务基地的首选目的地；杭州和深圳分别占据第六和第七，对于为特定业务单元或运营需求寻找经营场所的科技公司而言，这两个“胜任型城市”已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选择。成都、南京、武汉和西安在价值链升级过程中，各自拥有独特的优势和专业领域。
近年来，亚洲科技行业在风险资本加码布局的助力下呈现迅猛扩张势头。这一趋势不仅持续推升亚太区市场写字楼需求、刺激高标准总部写字楼开发，还促进多地市场着力打造对标硅谷的科技公司聚集区。年，科技类公司在亚太区全部写字楼租赁活动中占比达到23%，并在过去两年间，新建约74万平方米的总部办公空间。
在此背景下，人才、成本、商业环境等因素都成为了影响科技企业选址的重要考量。同时，科技公司越来越青睐那些既可以容纳业内顶级科技巨头，也能够惠及初创公司和独角兽的生态系统。为此，世邦魏理仕发布《亚太科技城市：新硅谷的竞逐》研究报告，根据“营商环境”、“创新环境”和“成本优势及办公空间可得性”三个主要维度下的20多个因素，对亚太地区15个成熟门户城市（科技行业在写字楼总租赁面积占比达到10%及以上）进行综合评估及排名，并对中国蓬勃兴起的科技中心进行深度观察。
世邦魏理仕大中华区顾问及交易服务部董事总经理黄蔚表示：“中国的科技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就创新环境而言，中国目前以85家的独角兽公司数量排名亚太地区首位，并有望于年超越美国成为科技经费投入的全球第一大国。中国还拥有庞大的科技人才储备，每年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毕业生数量达到万人。此外，为获得顶级科技人才，政府正在通过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归国财政激励措施鼓励海外留学人才归国。就运营成本和办公空间可得性方面，未来三年，中国将有充沛的新建写字楼供应，其中包括多个大型科技园区，而最近开始实施的灵活工业用地政策也有望带动更多科技园区的开发。”
北京：亚太地区最接近硅谷的城市
作为中国的研发中心，北京是科技公司的一个主要办公目的地。北京拥有亚太地区最多的独角兽公司，自年以来，北京的初创公司已获得约1,亿美元融资。北京在创新理念、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等各方面的突出表现使之成为“创新环境”方面排名第一的亚太市场。
上海：营商环境名列前茅
上海在传统上被视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获得庞大人才储备和充裕资金的支持，目前正在发展成为领先的全球科技中心，是多家国际科技巨头的研发中心所在地。庞大的经济体规模、风险资本融资资源和竞争性优势使得上海成为亚太区“营商环境”前五名中唯一的中国大陆城市，并在“创新环境”方面位居第四。此外，由于在办公空间的提供和科技园区两项指标中获得极高得分，上海在“成本优势及办公空间可得性”方面高居亚太首位。
上海致力于以科创带动未来发展，年前形成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形成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今年是科创中心建设的深化推进年。上海公布了年重大建设项目，在正式立项的个项目中，浦东有66个。单从科技产业类项目来看，浦东占半壁江山，产业发展气势如虹。张江是上海科技公司的主要聚集地，云集诸多跨国科技公司，行业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为了推动产城融合，张江正突破传统产业园区开发主体的角色，以平台思维打造创新生态圈，助力入驻企业在园区实现金融、科技以及上下游供应商之间的对接。
世邦魏理仕华东区董事总经理莫非表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把上海的发展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积极推动的作用。这一发展目标将提升上海创新策源能力、凸显创新集聚功能、促进创新成果产出、增强创新区域集群，以科创带动未来发展。”
杭州：领衔亚太地区“胜任型”城市
相比于排名前五的“领先型”城市，“胜任型”城市是科技行业中一些细分领域的聚集区，在各项评分指标中均有稳健的表现。凭借在租金这一指标中的得分优势，杭州在“成本优势及办公空间可得性”方面仅次于上海，排名亚太区第二。报告认为优质的科研机构、研究开发能力、大量快速成长的初创公司和具有竞争力的人才使杭州在研发和创新方面优势突出。而政府对科技行业的政策支持、多渠道融资可得性、优良的地理位置和流利的英语水平也让杭州成为亚太地区最适合设立市场营销和销售部门的城市之一。
深圳
作为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望为深圳及其周边的香港与广州提供进一步发展创新和科技产业的机会。优质的科研机构、强大的研发能力、大量快速成长的初创公司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人才使得深圳在研发和创新方面表现突出。
成都、南京、武汉、西安：中国“新兴科技城市”
在中国致力建设成为技术强国的进程中，许多二线城市正在进行价值链的升级，以完成传统制造中心的逐步转型。除了在研发方面进行大量投入，因高铁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带来的人才可得性及交通通达性改善，也是部分二线城市发展成为新兴科技中心的主导因素。其中，成都、南京、武汉和西安被世邦魏理仕界定为“新兴科技城市”。以成都为例，为吸引高科技人才落地扎根，成都在户口方面给予高学历人才政策优惠，并为初创企业提供政策扶持。借助在研发、科技制造和新媒体领域形成的市场优势，加快打造中国西部领先的科技中心，吸引全球领先企业不断向此聚集。
黄蔚表示：“对于寻求在一线城市以外建立第二总部的科技公司而言，这些新兴科技城市在基础设施、政府政策、优惠措施、人才可得性、运营成本和宜居性等方面的竞争力与日俱增。”
注：“营商环境”是指从事业务经营的难易程度。考虑因素包括政府政策、融资渠道以及市场规模和竞争。“创新环境”包括初创公司的数量和规模、教育质量和人才储备规模、以及对研发（RD）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成本优势和办公空间可得性”评估的是软件工程师的职业和劳动力成本以及写字楼和科技园的可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