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巢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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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浜是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焦山门村（原大桥乡云西村）的一个自然村落，距嘉兴市区约10公里。
年4月，沪杭高速公路土建施工时，在这里挖出了大量的玉器、陶器、石器和骨器，消息传开，惊动了各级文保部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当即派出了考古队到此进行抢救性挖掘。
年5月，南河浜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一个典型的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多种元素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
南河浜遗址被发现前是一片高出水田2米左右、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高地，地貌凹凸不平，高地中部又是一块相对独立的小高地，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30米，上面有一小池塘，几片竹园、几块桑地，高地的西面还有一座乡村小庙叫马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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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河浜南面隔一条河有一个叫做陶墩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人们曾在这里发现有崧泽、良渚及马家浜多个时期的文化陶片出土，据此判定陶墩为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年10月被列为嘉兴市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才知道，小小陶墩只是冒出了冰山的一角，很久以前，它和南河浜遗址是一个整体，那条河流是不知哪个朝代开挖的人工河，河流人为地把陶礅和南河浜一分为二，两处遗址总面积约平方米，集中在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米的区域内。
可惜陶墩的主要部分年曾遭当地砖瓦厂取土破坏。现在看来陶墩、南河浜遗址与附近的步云遗址、蒋庵遗址、雀幕桥遗址等同为一个文化序列群，正好形成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一个序列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从年4月下旬开始抢救性发掘，至11月中旬结束，历时约7个月。遗址发掘范围分为A、B两区，A区以中心的高地为范围，文化堆积丰厚，自地表至生土，可分作14个堆积层。
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4座，崧泽文化墓葬85座，灰坑22座，房屋遗迹7座以及崧泽文化的祭台1座。B区，文化堆积比较简单，自地表至生土，共分为5层。
明清时期及商周时期灰坑各1座，崧泽文化墓葬7座及灰坑1座。两区共出土陶器余件，玉器64件，石器80余件及骨角牙器10余件。
被评为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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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浜遗址出土器物之丰富让人惊喜不已，从材质上来看陶器、石器占了大多数，但玉器也为数不少。从陶质和器类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泥质陶主要用以制作饮食器和盛储器，夹沙陶和粗泥陶主要用于制作炊器。
在整个陶器中，粗泥红褐陶的数量最多，泥质红陶和夹沙红褐陶的数量最少，泥质灰陶的数量，有从早到晚逐渐增多的趋向。此外，从陶器的制作形式、质地、样式等方面也可以总结出很多特色。
南河浜陶器的装饰纹样较为朴素，有少量的绳纹、弦纹、压印窝点纹、篮纹、附加堆纹、刻划纹、方格纹、锥刺纹等装饰。而不同的纹饰用于不同的器物，大部分都有规律可循。在陶器的制作形式、质地上，大部分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并分段拼接成型，个别小件器物则直接用手捏成。
复杂器物一般将各部分分别制成后，再进行拼接组合、修整打磨。所以无论哪种陶质都有一层细密光亮的表皮或称陶衣，而内胎一般较为粗松，大部分陶衣经久埋出土后十分容易脱落。
陶器样式以圈足器和三足器为主，平底器次之，只有少数的圜底器，鼎、釜、澄滤器、豆、缸、壶、杯以及釜支子为基本的陶器组合。鱼鳍形足鼎与铲形足鼎贯穿该遗址的始终，并一直并列发展成为主要的文化特征。
至遗址的晚期，凿形足鼎突然大量出现，成为鼎的主流，并几乎替代了其它鼎的形式而盛极一时。这种凿形足鼎突然大量出现，应该是不同的文化因素在此地交替的社会现象之反映，由此也可以印证史前文化发展并不局限于一地，而是呈现各地相互影响的活跃状态。
在南河浜出土的鼎器中，鱼鳍形足鼎是贯穿始终并且数量较多的一种器形，也是发展规律和节奏最为明显的一种文化因素，它成了考古专家测量崧泽文化年代一杆很好的标尺。
南河浜遗址的陶器集中体现于炊器、祭器、盛储器等类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生产工具的更新，如纺轮网坠，还出现了有如手镯等陶器装饰品。
除了大量陶器以外，南河浜遗址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器文物。在史前时代，石器常用于劳动生产，不仅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还能体现出当地的文化特征，有时候还是权力的象征。
该遗址的石器以石锛和石凿占大多数，石钺次之，另外有少量的砺石等石器。崧泽文化的石器是继承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以锛、凿、和穿孔石钺为主要器类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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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浜遗址在物质生活形态上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重要的房屋遗迹，填补了以往崧泽文化发现房屋资料较少的一个空白。南河浜遗址共发现崧泽文化的房屋遗址7座，房屋的平面形状均为长方形，都采用较不纯净的黄土加高地面营建，其建筑方法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先将房屋范围挖成土坑，然后再在坑见风使舵铺垫黄土；
另一种是直接用黄土堆筑出比房屋范围大的矮土台作为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筑房屋。有的房屋有明显的墙基槽，基槽内往往填有较多的陶片，推测这些房子当时会有矮墙。
房屋的柱洞一般不明显，较难发现和判别，因此对屋顶的建筑形式较难复原。房屋范围内均发现有明显的土灶遗迹，而且往往在相应的位置发现有二三层红烧土灶面，说明房屋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加高地面的过程。
南河浜遗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便是稻作文化，它对农业起源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从南河浜遗址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形状特点看，与现代栽培稻的硅酸体比较近似，依据硅酸体形状的亚种判别，表明南河浜遗址的水稻应该属于粳稻，这为长江流域粳稻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这对马家浜文化所显示的稻作文化是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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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理崧泽文化墓葬中发现，当时葬俗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凡随葬的陶器都会被故意打碎，据推测是一种仪式的反应，代表着古人对失去亲人或死后世界的一种理解。
进入晚期阶段，墓葬中的随葬品与遗址中出土的实用器具有较大的差异，普遍出现冥器化的现象。冥器的出现是人们对死后世界的一种主动的重新认识。
它标志着人们开始阐释冥间世界，另一方面也说明丧葬仪式化的加强，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财富与私有观念的产生。正是这些仪式化和观念化的增强，才出现了南河浜晚期晚期墓明显的等级差异，随葬品的形式也更为丰富，从中可以看出，崧泽文化晚期的社会分化已经形成多级之势。
在南河浜的出土文物中，玉器的数量占了一定的比例，为其处在崧泽—良渚文化发展期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明。
另外，虽然在信仰方面尚未见有大范围统一的神灵形象的崇拜，但从玉璜和形态固定的梯形、舌形等饰件以及陶器上风格一致的装饰符号等方面，显示了崧泽文化观念形态上的共同性。除了一般的冥器之外，还有一些制式独特、数量稀少的物件，从样式、数量及制作规范来看，并非一般的生活用器，以此推断可能与祭祀礼仪有着密切的关系，较为下岗典型的代表塔形壶、鹰头壶、兽面壶、夹沙缸、陶龟等，这反映了崧泽文化时期文化的多元性，其中夹沙缸在这一喧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十分多见。
更为奇特的是陶龟的样式，共出土二只陶龟均为六足，而且臂上长满乳钉，出土时二龟腹甲相对叠放于墓中，无尾小龟在上，有尾大龟在下。无疑，龟形的样式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信仰物品，具有一定的涵义。
此次考古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即首次发现了一座崧泽文化祭台，为今后考察古人类的精神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对祭台的发掘，可以清楚地发现祭台的使用过程以及与其它遗迹之间的关系。
祭台最初三部分筑土，基本是从下到上一次性筑成，三块土质之间交界垂直而整齐，分析筑台时采用了夯筑技术。祭台上除废弃以后被晚于它的墓葬和灰坑打破之外，无任何地面建筑和其它使用痕迹。
另外，在祭台西北部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夹沙陶缸，出土时里面盛满了颗粒均匀的细沙，经鉴定这些沙主要为石英质沙粒。从沙粒的硬度和出土状态分析，这些沙可能与加工玉器有关。
因此，祭台除了祭祀场所之外，还可能是从事一些重要工作的的场地。这些现象的存在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发展程度，同时也说明了南河浜遗址在崧泽文化中所体现的重要意义。
据研究，南河浜遗址主要分为二期五段，早期一段与马家浜文化紧接，晚期二段处于良渚文化出现的前夕，所以这五段经历了崧泽文化自始至终的整个时期。在以往其它崧泽文化挖掘中，任何地方都未见过这样一个完整的崧泽文化分期编年的序列。
因此，南河浜遗址遗存的分期，为探讨崧泽文化的文化分期树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标尺，而且，南河浜遗址的崧泽文化早期比晚期经历了更长的发展阶段。
总体看来，南河浜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以崧泽文化为主，只在局部有良渚文化和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与遗迹。如果从更大的时空范围考察，南河浜遗址和其附近的陶墩遗址，应是一个连绵相续的聚落整体。南河浜遗址，仅仅看作像一扇窗口，可以窥见这一遗址的一角在一段时期内所经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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